一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精准度超过了许多中国专家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02:37:11

迩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为数浩繁的近邻里，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日本如许，和中国关系跌荡升沉、却又相映相照精密纠结在一起。
即便不谈不太长远的已往，只是迩来这10来年，在诸多节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剧增之时、中国地产代价一次次飞涨之时，日本之于中国，总是一个隐隐隐约的存在：无论中国对日情绪状态怎样，理性上却总将日本作为中国发展的镜鉴。
此中，尤为关键的是一个连续至今的隐忧：中国可否克制步日本后尘，饱尝地产泡沫幻灭的苦果？在2006年、2013年、2016年，这一担心不时在公共舆论发酵，并赢得广泛共鸣。
那么，作为经济发展“东亚模式”的开创者，履历了从经济追赶到泡沫幻灭完备过程的日本，究竟有哪些履历教导？中国云云器重鉴戒日本的履历教导，又何以隐忧久久难去？
受致力于推动中日互换相助的非红利机构日本笹川平静财团的约请，笔者(刘玉海)日前赴日采访、观光一周，期间得以与独立经济学者津上俊哉就这一标题举行深入互换。
津上俊哉曾长期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作，1996至2000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因而对中日两国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在采访中，津上俊哉频仍夸大，渴望中国不要犯日本在发展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但在他看来，中国固然非常器重罗致鉴戒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履历教导，但实际上罗致的教导许多恰恰是错的。

01中国与其器重产业政策，不如改善经济环境
问：关于日本经济，中国媒体已往通常的说法是“失去的十年”，但也有讲，1990年代泡沫幻灭后，固然日本经济增长并不显着，但通过外洋投资而再造了一个“外洋日本”，那么真实的环境是怎样的？
津上俊哉：日本企业在外洋比力生动，从前被看作是日本产业的流失；现在以为，是请这些企业到外洋给日本打工、赢利返来。日本企业可以在外洋设一个公司生产产物、贩卖，然后把利润拿返来，而未必须要在日本国内生产产物再出口——这不失为一个办法，特别是在劳动力生齿快速降落的环境下；否则，在日本委曲维持制造业、利润很低，也未必是个好的办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日本企业顺应现在经济环境、选择的效果就是如许。
问：在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通商产业省（后改为经济产业省）扮演了很紧张的脚色，你曾在经产省工作过，对于本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产业政策标题，你怎么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竣事之后，产业政策退出了吗？在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脚色？
津上俊哉：在经济发展非常稚子的阶段，是可以有产业政策的，由于课题很简单。好比：必要电力、钢铁、煤炭，这时把贷款等经济资源向煤炭、钢铁等特别必要的产业倾斜，有肯定的原理。这个阶段，产业政策照旧有效的。不外，如许的发展稚子期常常时间很短，接下来，就是“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我并不信赖政府官员能看准下一个发作的产业会是哪一个——官僚没有这个本领。
我在经产省的时间，负责过几个行业，但很故意思的是，经产省特别积极发展的几个产业，效果都是失败的。尤其是石油和飞机制造这两个产业，是经产省特意培养的，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如许？
就石油产业而言，由于其时是以美国为主的——固然，也有些欧洲的——行业巨头把持，这个把持的气力很难抗拒。以是，产业政策的力度不敷——这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偶然候必要看美国的表情有关。特别有战略性的石油行业，不能如电机如许一样平常的产业相提并论。
就飞机制造业而言，可以看空客的例子。空客由欧洲4个国家相助，现在相称成熟了；但刚开始的10几年，空客的赤字是百亿美金级别的。由于民用飞机，像波音、空客，开辟一个机型，好比波音777，订单在500架从前，根本是赤字；高出500架之后，到六七百架，才开始红利，之前黑白常非常大的投入，日本其时负担不起这个投入。而且，也没有须要为了特定的一个行业投入这么大一笔钱——另有电子、汽车等许多产业必要发展，怎么可以都倾斜在飞机，这就不能说服国内舆论，以是产业政策的力度也不敷。另有一个标题是，日本有几家航空生产企业，想让他们形成空客那样的一家企业，很难，各人都思量本身的长处，不思量团体相助的、国家的长处。
以是，我对产业政策的看法比力灰心，特别是技能发展的趋势性的方向是什么，只能是“看不见的手”来决定。
问：日本其时培养石油、航空产业没有乐成，现在中国如许做，是否有大概乐成，究竟国内市场够大？
津上俊哉：以国内市场为主，中国可以做；如果必要外洋资源，像其他国际能源巨头那样有许多外洋贩卖，说心底话，中国是不会乐成的。由于，外洋市场，必要公信力，而国外根本是把中国的石油公司看作是政府的。
问：既然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告别稚子期后起不了作用，那政府还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津上俊哉：那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尽大概的低沉税负、改善法治环境。对企业而言，很紧张的是可推测性，以是怎样进步可推测性，是政府必要扮演的脚色，必要做许多。但发展哪一个行业，官僚不能出头。
现在中国每订定一个引导性的产业政策，好比风电、太阳能发电，效果全都是产能过剩。以是，在很稚子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可以做，而中国早已“毕业”了。

02中国不会履历日本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破碎
问：日本经济履历过繁荣到泡沫的完备周期，经济高增长期竣事后，每每产生很严肃的债务标题，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但人们担心除了债务标题，是否还会连带产生一些社会标题？
津上俊哉：如果社会标题重要是指“就业难”导致社会动荡，这是中国的逼迫症。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蓝领和白领。对蓝领部分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早已已往了，2007、2008年就是拐点——厥后工资每年以15%、20%的速率增长，为什么？就是劳动力供不应求，严肃的“蓝领荒”。好比，初中、高中毕业后，在制造业、第三产业就职的十几岁的年轻“90后”劳动力，现在每年大概有1500万、1600万；十年前，这类年轻的“80后”劳动力，每年有2500万！以是，新增劳动力规模现在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大学的升学率，十年前不到20%，现在是40%，那么，做蓝领的年轻生齿差不多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劳动力那么灵敏的镌汰，还在钻营7%以上的经济增长，对我来说，是开打趣的。中国劳动力供给根本对应不了云云高的经济增长目的。以是，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左右就竣事了，厥后的高速增长只是人为委曲维持的——代价就是现在的高负债。
就白领而言，受过高等教导的年轻人毕业后有的也很难找到好的岗位，这在将来会成为比力严肃的标题，但这个标题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办理吗？我以为不可，办理方法肯定不是以投资为主、以高负债为主的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我听说，中国现在的大门生不肯定要找到大企业的岗位，以为与其那样不如本身创业。以是，白领要做的事故的内容，比十年前有很大厘革。
问：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高负债标题，汇率和房地产是中国人当前比力关心的标题，日本20多年前在汇率和房地产方面履历过很大的震荡，在这些方面你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发起？
津上俊哉：我不信赖中国会履历像日本20年前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的破碎。为什么？中国的地皮一级市场照旧个卖方市场，而且卖方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卖方把持的市场，很难泡沫破碎，至多是有价无市。以是，中国的市场调解应该会是花很长时间逐步来做。
日本的地皮代价，以1992年为100，8年后的2000年是25，跌了75%！这就是日本的泡沫破碎，中国的地皮市场不会履历这么剧烈的颠簸、破碎。但是，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市场调解必要很长时间，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病要治愈，必要的时间也长。而且，日本固然从100跌倒25，很痛楚，但是这意味着调解竣事了，调解竣事后日本就有了“REIT市场”——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的金融产物。由于从前日本地皮非常贵，不能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金融产物——本钱很高，收益很低，但房地产泡沫幻灭、地皮代价跌下来后，房地产投资的本钱跌倒一个公道的程度，就可以做这种金融产物了。以是，泡沫破碎接下来日本的金融产物非常发达，这是坏消息之后的好消息。但如果市场调解很慢，就不能等候如许好的效果。
问：有什么办法灵敏竣事这个调解期？
津上俊哉：标题是能不能负担的起这个痛楚的时间。
问：征收房产税，能克制、挤出地产泡沫么？
津上俊哉：中国从前没有房产税，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稳固的税收泉源——其他国家地方政府都有——只有和中心政府分成的一些税收。如许税收的泉源与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变相的举措。以是，从这一点而言，引入房产税是有须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如许做。由于中国从前有很高的地皮代价——某种程度上相称于把几十年的地皮税收以拍卖代价的情势一次性拿返来了。现在政府引入房产税，那意思是，我们要付两次地皮税收吗？以是，房产税征收难度很大。如果中国真的要收房产税的话，就不应该让地方政府那么炒高地价。

03不彻底处理处罚不良债务，经济活力不会规复
问：汇率标题上，中国和日本有同样的履历：升值压力。十年前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态度是果断顶着，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现在人民币相对美元开始贬值，因此中国国内出现了“保外汇储备”照旧“保汇率”的争论，你怎么看？
津上俊哉：起首，罗致日本的教导:不让人民币很快升值，这是学错了。不是不让汇率快速升值，而是不要太畏惧本身的汇率升值；这才是应该罗致的日本的教导。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面对升值，舆论争论很锋利：政府、产业界都非常怕日元升值，然后命令政府跟美国、欧洲探究，看有什么办法，结论是：可以不让日元升值，但应该扩大日本的内需，不能搞太多出口。日本政府同意，就把信贷利率大幅降落——以提振、刺激内需，这是1988年，效果就是经济泡沫。由于金融过于宽松，导致泡沫，然后泡沫幻灭。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缘故起因就是太畏惧日元升值。应该罗致的教导就在这里！以致货币升值本身，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给出口制造业带来劫难；但给消耗者带来利好。因此，不能那么猛烈的、一刀切的不让汇率升值。
以是，从这个角度讲，固然中国常常讲要鉴戒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履历教导，但从中国实际走的路来看，都罗致错了。
汇率升值有两面性，贬值也有两面性，非常猛烈的汇率变更，倒霉于经济发展，这是究竟。以是，让它比力安稳的颠簸是须要的，在这个范围内的干涉，是可以认同的，但不能以维持特定汇率程度为目的来举行干涉。
中国还没开放资源市场，现在国内和外洋的债权收益率有非常大的差距，如果资源开放，应该有许多短期资源到中国来，但这个没有发生，意味着政府不认同如许的短期资源，外洋投资家也不敢做。
问：中国现在是不是金融宽松？
津上俊哉：中国现在的金融，并不宽松。大概有包管汇率的思量。按原理，后泡沫期的利率应该进一步降落：如果利率进一步降落，很大概导致汇率进一步大幅降落。但是如果利率不降落，这倒霉于去杠杆。由于国企的债务很大一部分连利钱都付不起，债务就滚雪球，除非把贷款的债权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离开出来；否则会不绝维持下去。现在，以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来测，利钱另有2.5到3，付不起的债务，最少还会按这个利率增多下去。
问：国企债转股可以办理债务标题吗？
津上俊哉：关键不在于债转股，照旧什么别的途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判断，究竟有多大的丧失？好比1亿元的贷款，现在可以或许收回的有多少？丧失多少？而且，在债权人的贷款有很高丧失的环境下，按原理，原股东的股权全都应赔掉——股东的责任大于债权人的责任，既然造成那么大的社会丧失，那么股东应该负担更大的责任。在钢铁行业，大型钢企百分之六七十是国有股，如果股权全部权已经没了，再加上贷款也丧失很高，国企能担当这个效果吗？我判断，中国的地方政府很难担当，否则政治责任谁来负担？以是，只能是“装”——假冒处理处罚好了。
我要夸大的是，不良债权的处理处罚，不能“装”，不能说，我已经处理处罚好了。如果“装”，经济活力回不来——这是2000年日本经济的凄惨教导。除非彻底处理处罚不良债务，否则经济活力回不来的。以是，关键在于彻底熟悉有多大的丧失。可否逐步消化债务？逐步消化，效果就是经济好不了——不绝在医院住着。

04城镇化不大概既寻求经济效益又想同等发展
问：国有企业改革不绝是中国连续多年的课题，日本也有国企民营化改革的案例，好比日本国铁，有哪些中国可以鉴戒的履历？
津上俊哉：日本国铁改革，比力复杂。有两个缘故起因导致日本国铁谋划恶化：一，过剩职员太多——日本在败北之后，从外洋返来几百万人，他们没有工作岗位，日本国铁负担了很大的吸纳这部分职员的责任；二，政治使命——政治人物让日本国铁做了许多低效、无效的投资创建——好比去政治人物本身的故乡建铁路，这类投资太多了，效果是收不回投资，只是钢铁、水泥的斲丧。而且，改革有许多既得长处的反抗——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地方权势。但日本末了照旧实现了国铁民营化改革，把国铁分成六七家公司谋划，把国铁不能归还的债务剥离，由日本政府来负担。
问：城镇化也是中国前几年一度讨论非常热烈的公共话题，你怎么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津上俊哉：第一：带来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泡沫；第二，做法不对。如果要以城镇化为本领推动经济发展，应该答应农民工到北京、上海如许的都会，真正给他们都会住民的报酬。由于经济效益的进步，与都会规模有正干系关系——要进步经济服从，大都会要罗致更多生齿。但中国现在做的是，城乡一体化，大概是农村同样发展——从政治同等、同等发展的角度看，这大概是别的一个途径。但要么是政治同等，要么是经济服从，不能双方同时用力。中国搞错了，把两个差别的概念混在一起。
日本采取过的政策是，基于政治同等，给地方做了大量公共投资，以是日本农村的公共办法相称完备，农村的生存程度也相称不错——日本实现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但效果就是经济服从的浪费。以是，你得选此中之一，不能双方都选。
中国的农民工标题，雷同于日本的国内移民标题。这个标题很复杂：许多人反对移民放开，但精英层心田是以为必要放开。安倍政府一方面避开舆论，一方面静静的在做。
问：中国政府本年经济范畴一个紧张的目的是去产能，但对于产能过剩严肃的地域，去产能之后怎么办？
津上俊哉：日本当年对产能过剩的非常困难的地域，是给予大量公共投资。在对待产能过剩的非常困难的地域，是“两个倾斜”政策——向非常困难的地方倾斜，而不要“撒胡椒面”；第二，由中心财政负担公共投资，而不是地方政府。

05中国养老金债务发作期还没到来
问：刚才品评劳动力供给、房地产、汇率、债务等等标题，似乎都不是能容易对付的，那对中国经济将来远景，你的看法是？
津上俊哉：短期乐观，长期灰心。
短期乐观的意思是，现在中国的坏消息是泡沫，不良债务处理处罚也不是很好，而且仍然固执于实现6.5%的经济增长——渴望中国在十九大之后修改这个目的，否则会有更大的标题；但是也有好的方面：新经济的发展，比日本好的多。别的一个上风是，中国中心财政的负债率才20%，另有很大的腾挪空间——日本中心财政的负债率是254%，中国只是日本的非常之一，非常康健、以致可以说是过于康健。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换个角度看，大概有两个意思：一是培养新经济，二是只管缩小旧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以钢铁煤矿化工等产业为代表的“重厚长大”型经济。如果这两方面都来做，五至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肯定面貌一新。现在，中国新经济的培养做的不错，但旧经济缩小了多少？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没有好消息，重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生齿动态，中国已经不可克制的少子老龄化，放开独生政策已经太晚了；二是财政——中国将来的债务负担会非常重。
中国中心财政赤字，推测本年约莫是GDP的3%，但是如果归并地方、铁道等，总的赤字规模恐怕不小。如果采取狭义的财政赤字，IMF对中国的推测是占当年GDP的8.4%；如果按广义标准，是10.1%。如果如许的赤字连续10年，现在中国总体是250%的债务率，10年后就是350%了！但是中国中心财政面对的最艰巨时期，是从2030年开始，重要是生齿结构厘革——养老金储备不敷，随着生齿老龄化，2030年以后，养老金债务会发作性增长。我盘算过，如果把中国的国有资产全部卖掉，能有多少钱？按利润的20倍来估值，约莫是中国GDP的70%到80%。如果全部卖掉，约莫届时能把债务率由350%低沉到250%。但标题是，现在的中共能做如许的改革吗？

06没了TPP，RCEP会有戏吗？
问：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创造者，“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是这一模式的后继者，在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探索方面，日本有探索出一些可供我们鉴戒的履历吗？
津上俊哉：负面的东西、大概说教导比力多。中国不要犯日本犯过的错误。在日本这种生齿快速低沉、尤其是劳动力灵敏低沉的国家，能有经济增长吗？生齿动态，不光日本是如许，整个东亚险些全都是如许。而且长期来讲，全人类大概都是如许。将来，22世纪，大概“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会彻底靠边。固然，经济也取决于技能创新——经济的服从肯定会进步，但不肯定导致经济的增长。经济肯定要增长下去这个观点本身，大概将来会放弃。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本身照旧正确的。小泉的改革，安倍的“三支箭”，跟这个理念实在是同等的。
问：日本政界、头脑界曾经存在一种蛮有影响的观点，一样平常称之为“东亚经济整合派”，好比前宰衡福田康夫老师；但近几年这种声音徐徐消散，您怎么看？
津上俊哉：现在看欧盟这个环境，还讲经济整合，恐怕说服力不敷。欧洲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仅仅实现货币一体化还不敷，经济真的要实现整合，必要财政整合。但提及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我们从欧洲罗致的教导。以是，除了中日的政治标题之外，另有这个缘故起因。
问：日本对TPP很上心，而中国对此不是很积极，那将来东亚经济进一步的相助，远景是否不乐观？
津上俊哉：TPP在美国已经没有远景，日本那么热烈推动TPP，但搭档看不见了。TPP、RCEP、FTA，思绪照旧正确的。日本从前的思绪是先做TPP，再谈RCEP，现在如果美国真的不想做TPP了，那么日本得探求新的搭档了，要么是欧洲，要么是中国，尚在思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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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精准度超过了许多中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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